2008年12月8日晚上7点，我与朱茂林律师在外面吃饭，正在商量下一步工作安排的事情。接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，听到的声音却是许玉宝的声音，让我非常惊讶。一了解，才知道许玉林再审案件二审法院作出裁定，双方最终和解达成协议。上午刚刚拿到裁定书，拿到裁定书后许玉宝就迫不及待地坐上大巴，跑北京来向我报告这个好消息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心情也异常的高兴，经过两年多的努力，许玉林案件终于起死回生，让我不禁无限感慨。

回到两年前的夏天，朱茂林律师在办公室接到许玉宝的咨询电话，听许介绍了他们一家的不幸，因为该案非常典型，我对此事非常关注，试图与许玉宝联系，结果许玉宝因为没有钱而停机了。2006年10月许玉宝第一次来北京时候，神情非常沮丧，一说起家里的事情眼泪就哗哗的下来了，四十来岁的人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，暮气沉沉。对比这次来的神清气爽，真的是判若两人。2006年11月，案件仍然没有启动再审程序，许玉宝提出让我给原审二审法院写一份专家意见书，希望对推动再审能有所帮助。我写了，而且是很用心的写了，但对于意见书的作用，我很怀疑，此前曾经给具体办案的法官或仲裁员写过相关的专家意见，也多少有些作用，那是因为别人对我个人的认可而采纳我的意见。要让审委会的委员都接受我的意见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。而我的意见，最终为审委会所采纳，决定提起再审程序，要知道，此前辽宁省高院审监庭出示过建议再审的函却并没有被采纳。说明专业意见在司法体系中还是受尊重的。我与朱茂林前后两度到阜新代理再审一审、二审案件，每次去我们的行踪都有人掌握。一审过后，案件迟迟未判，为此我在媒体上撰文《劳动维权：以人格尊严的名义》，最终再审一审判决清河门煤矿赔偿628000余元。二审所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了，进入二审程序后，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气氛的诡异，一位对我非常尊重的司法界的朋友，都要回避跟我见面了。也因为深感事态重大，在我们前往阜新代理二审案件的时候，新华社的记者叶含勇先生、网络报的首席记者严碧华先生还专门到阜新关注此案，以示声援。毕竟，阜新矿务局是当地最大的企业，该企业的法人与阜新市的市长同时地局级干部。我还专门到当地拜访阜新市总工会有关领导，阜新市总工会对我们的维权工作表达了高度的支持，还专门委派法律部长旁听了庭审过程。全国总工会法律部对此案也表达了关注。二审过后，《半月谈内部版》、《中国安全生产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网络报》对本案进行了报道，新华网在头版要闻栏目下报道此案。解决案件的过程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最后在多名市委常委的关注下，许玉宝与有关单位达成了和解。鉴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伤在当地涉及的群体极为庞大，甚至还有比许玉林遭遇更为复杂的工伤案子。考虑到用人单位的顾虑，裁定书最终对于赔偿事宜只字未提，而许玉林个案最终得到了彻底的解决。

夜深了，玉宝离开我们办公室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。临走的时候，我问玉宝，“这结果你满意吗”，“我很满意，我弟他们也很满意”，玉宝这样回答我。我又问玉宝，“要是你没找到我们，没有这结果，你这事你打算怎么整呢？”玉宝扑哧一笑，说：“也不知道咋整，还真没想过，也不敢想。”

有无数过象许玉宝这样的人和家庭，他们在维权的道路上不知道咋整，不敢想象未来的结果，但他们还是要一如继往的走下去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无数个这样的劳工，他们悲惨遭遇却并不能得到足够的关注，因为他们被边缘化了，没有太多的人有兴趣来关注他们。因为关注他们的人也同样有可能面临边缘化的处境，真正脚踏实地从事劳动维权的律师也许就面临这样的尴尬。大家看到的是优秀的劳动维权律师好像并不是很多。

顺便补充一下，许玉林再审二审案件中，该院的主管领导就是阜新市矿务局的一个主要领导的家属。许玉林案件胜利结束了，我却并没有感到轻松，因为还有很多待解的难题值得思考……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