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南省桃江县，一个地处湘中偏北的小县，四十六年前，赵女士就出生在这个县西北部一个叫乌旗山乡的地方。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四年之后，赵女士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，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打工生活。

1996年的2月，北京还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，赵女士带着紧张和激动的心情来到了首都，那个时候的北京，到处都在搞建设，建筑市场生意非常红火。这十二年来，她找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一份工作，就是在一家国有建筑企业下属的建筑器材租赁站负责器材登记，工作单调而乏味。

对一个农村出来的女人，能走出来打工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更何况是到几千里之外的北京，再加上自己又没有什么文化，所以赵女士也非常珍惜自己的这份工作，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了工作上。

刚开始上班的时候，单位一个月只给开几百块钱的工资，要是在农村的话，已经算是一大笔钱了，可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，做什么事都得用钱，那么点工资根本就不经花。为了能够攒点钱，赵女士把自己的开支降到了最低，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敢给自己添置任何东西的，最大的开销，就是一天三顿饭。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，赵女士身体很不好，一年到头小毛病不断，身材本就矮小的她，体重不到九十斤。

虽说每个月的工钱不多，但是能够找一份稳定的事做，有份稳定的收入，农村出来的赵女士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日子在不经意之中，一天一天地过去，赵女士在这个岗位上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春秋冬夏，转眼之间，十年的时光就这样在日出日落之中滑过。

2006年2月的一天，赵女士被叫到单位去领工资，在单位的财务室里，坐了几个人，除了张会计外，还有一个操着河南口音的人。在领完工资后，张会计让赵女士在一张纸上签名，说是在单位工作这么多年了，以前都没签个合同，现在单位为了她着想，准备跟她签合同。赵女士看了一下合同，上面都是空的，什么东西也没有写，就在自己心里直犯嘀咕的时候，张会计对她说，这个合同也就是走个形式，对她的工作没有任何影响，就这样赵女士在那份空白的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签完字没多长时间，单位要求赵女士把身份证交上去，说是上面要求给办操作证，身份证交上去不久，操作证就给办下来了。赵女士把操作证拿到手上一看，上面写的工作单位是河南一家劳务公司，这让赵女士很想不通，自己是一直是单位的人，怎么操作证上写的是什么河南公司。拿着操作证，赵女士就去找单位的领导，想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领导给的答复是，这是上面要求的，是为了应付政府的检查。

张会计和领导还真是没有骗自己，虽然签了那个合同，也办了操作证，但自己照样还在原来的地方工作，工资一分也没有少，看来那个合同和操作证还真的就是一个摆设。就这样，堵在赵女士心里的石头，慢慢地落了地，日子还是照旧过，工资还是照旧拿。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，2007年的2月份，单位又让赵女士签了一份和去年一模一样的合同。

2008年，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，就在上一年，国家一连通过了好几部劳动方面的法律规定，全国上下都热闹了起来，在单位里，领导跟员工也是闹得不可开交，领导想着怎么开人，员工想着怎么从单位要钱，正当的生意也懈怠了，成天在解决家里头的麻肠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单位又通知赵女士去签合同，不过这次来单位和她们签合同的，不是单位的人，而是河南的那家劳务公司，要签的合同也不再是空白的合同，而是明确写了河南劳务公司名称的合同。虽然没有什么法律常识，可是凭着自己的直觉，赵女士觉得这是不正常的，自己十多年来的工作岗位都没变过，现在单位公然要自己跟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劳务公司签合同，她有一种很强烈被单位欺骗的感觉，天性执拗的她，说什么也不签这合同。就在赵女士拒签合同的第二天，她就接到了单位的通知，明确告诉她，由于她不签合同，已经被单位开除了，今后不用去单位上班了。这一突然而来的消息，不啻一个晴天霹雳，自己在单位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，就因为不跟不认识的单位签合同，就这样被开了，赵女士无论如何也想不通。在那段日子里，赵女士彻夜难眠，心情跌落到极点。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赵女士还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在自己侄子的提醒下，她决定还是要用法律的武器为自己讨个公道。自己在单位干了十几年，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，连个说法也没有。

赵女士的侄子是北京一家国有建筑企业的职工，大学毕业的他通过网查到了我们，就领着赵女士来到了我们中心的办公室。第一次来办公室的赵女士，穿着一身很普通的衣服，面部表情很凝重，看不到一丝的笑意。在整个接待的过程中，她都很少说话，显得特别局促而紧张，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她的侄子代为回答，我们问她问题的时候，她说的最多的，就是自己在单位干了那么多年，单位一分钱不给就把自己打发了，自己觉得非常冤，要讨个公道。

第一次接触后，我们重新审视了一下赵女士的这个案子，觉得她这个案子包含的点太多了，而且有些涉及到整个用工制度中非常敏感、非常隐晦的事情，经过再三的考虑，我们决定受理她提出来的法律援助申请，并把她的案子作为一个典型案例，投入多人参与到这个案件之中。

经过我们认真的分析，赵女士这个案子的重点，就是在于劳动关系问题。很显然，在2006年的2月，单位要求她签的，就是一份劳务派遣合同，把她由本单位的职工变成了一个劳务派遣工，这也就意味着，从此以后，她就不再是单位的人了，单位也不用再对她承担任何义务了。单位之所以选择在2006年的2月让她签合同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：2006年的2月，是赵女士在单位工作满十年的日子，如果再不将她的劳动关系转移到其他单位，那么赵女士就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了，也就意味着，单位将对她负有更多的责任，而这显然是单位不愿意承担的。因此，也就出现了2006年2月骗签劳动合同的那一幕。我想如果当时赵女士不签那份合同，应该早就被单位开掉了。

单位的做法，是一种典型的逆向劳务派遣行为，通过自己的安排，让本单位的职工和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再由劳务公司将该职工派回原单位继续工作，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变化，实际上劳动关系已经悄然变更了，只不过整个过程都是瞒着劳动者进行的。据我们了解，现在全国的好多企业都在搞逆向劳务派遣，比如说服务外包等，尤其是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之后，逆向劳务派遣的风可能越刮越烈。一位在劳务公司工作多年的朋友说，一旦逆向劳务派遣行为被确认违法，那么整个劳务派遣行业将会死掉一大半，可想而知，赵女士这个案子的难度将会有多大。但是，畏难不是我们中心的办事风格，越是艰难的案子，我们越要向其发出挑战，纵使最终败诉，我们至少为之努力过。

劳动仲裁是我们要过的第一关。根据我们对案情的了解，在征求了赵女士意见的基础上，我们确定了这样几项主要的仲裁请求：一是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二是要求支付加班工资，三是要求同工同酬，四是要求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。这些请求，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，即劳动关系这一基础，如果不能认定赵女士与单位一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，那么所有的请求都是空。

开庭之前，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工作，但是，我们很难去改变事实，很难去改变一个被单位刻意安排的事实，尽管参与到这个案件中的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，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本质上是违法的，可是在法律上它没有漏洞。是否能够突破这个合法外衣掩盖下的客观事实，就需要看仲裁委员会是否有这份勇气和魄力了。

2008年6月4日，是仲裁开庭审理的日子。那天去参加庭审的人很多，仲裁庭里挤得满满当当地，单位一方派出了五六个人，都来参加旁听，俨然对这个案子很重视。庭审的过程很是激烈，举证质证、进攻防守，相互辩论，我们一直在试图说服仲裁庭接受我们的观点，认定所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无效，而单位方面一直在说明劳务派遣合同的有效性，并将所有的责任推给了赵女士本人，那意思是说，单位的做法不合法，但是你一直没有提出异议，所以所有的苦果你自己需要承受。

仲裁裁决书在两多个星期后才做出来，这段时间里，仲裁员和我联系过多次，希望能够进行调解，可是双方在数额上达不成一致的意见，多次的调解只好作罢。仲裁的结果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，这个案子是一个敏感问题，裁决结果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，所以仲裁裁决不但要考虑到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要多地需要考虑到社会现状，如果这个案件裁定劳动者一方胜诉，则必将会引起跟风效应，那么的话，就真的可能出现那个朋友所说的情况，整个劳务派遣行业将死去一大半了。从代理人的角度来说，我完全能够了解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原因，但是对赵女士来说，这个结果显然是她所不能接受的，尽管我已经将其中的缘由说了一遍又一遍。

从内心来说，不但赵女士本人不愿意接受这一裁决，我本人也觉得有再做进一步争取的必要，在这钟情况下，只有将翻案的希望寄托于人民法院(文中用了化名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