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给你一万五，你帮我把那个受工伤的民工搞定。我有钱也不赔给他。”一位财大气粗的企业主，通过熟人找到律师黄乐平。“你不是熟悉工伤赔偿的法律吗？你就跟他玩程序，耗着他。”

代理费并不算少，但黄乐平断然拒绝。

对于另一些找上门的赚不到钱的官司，他反而更有兴趣。

一天，他的电子信箱里收到一封陌生来信，一个民工因为工伤来寻求帮助。自从出版了《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》一书，这样的信他每天至少会收到十几封。通常，黄乐平只是回复电子邮件给他们，解答他们的疑问，但这一次似乎很不同。来信人是一个名叫王华生的江西籍民工。他不会发电邮，别人帮他代发一次，要收30块钱。

 “30块钱，对民工来说，是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了，更何况他本身还是一个受工伤者，已经没有收入来源。我怎么能坐视不理？”黄乐平一点没犹豫，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对方。

王华生很快打来电话，在电话里大哭。他在浙江瑞安打工，上班路上被摩托车撞倒，需要修补颅骨。老板说不算工伤，拒不赔偿。为了向有关部门求助，他在雨中步行了两个多小时。没有雨伞，只能用塑料袋包住手术后刚拆线的头部……他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讨公道，黄乐平成了他最后的希望。

 “我在电话里对他说，你不要哭，你是个男人，就算打落了牙齿也要往肚子里咽。因为工伤的痛苦，我自己也深有体会。”黄乐平说。

从大学法律系毕业后，黄乐平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集团总部担任法律顾问。2002年年底，他参加了工会组织的球赛，右膝受伤。开始觉得伤情不重，以为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，考虑到自己还要在公司发展，所以，“明知道可以申报工伤，却没申报”。

但他的膝伤越来越严重，甚至不能行走。为了不耽误上班，他不得不每天打出租车上下班。在膝伤未愈的情况下，他带着支架飞赴广州，为单位办理一个标的超过500万元的案子，一待就是9天。有时候摔倒在路上，需要别人帮忙才能爬起来，身高将近1．9米的他，有时也忍不住掉泪。

当时，他的经济状况很不好：妻子刚怀孕，新买的房子要还贷款。最坏的消息来自医院，医生确诊他右腿前交叉韧带断裂、半月板撕裂，必须立即做手术。手术以及康复所需的高额费用超出了他本人的承受能力，不得已，黄乐平提出申报工伤。

 “我当时所在的单位，是国资委直属的大型企业，保障制度比较完善，我满以为会得到妥善解决。3个月后，一个好心的同事才偷偷告诉我，人事部门根本就没有为我申报，他们也不认为是工伤。在这之前，我已经为单位挽回了2000多万元的损失，我想，也该为自己讨个公道了。”

职业敏感让黄乐平选择了理性的方式。他去北京市宣武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咨询，又找同事当证人。公司有关主管部门很快便对提供证言的同事施加压力，同事纷纷要求撤回证言。黄乐平只好去找公司工会的一位领导，“我能用诉讼为单位讨回权利，也能用诉讼为自己讨回公道”，这才拿到了以工会组织的名义出具的证言。

受伤11个月后，黄乐平终于获得工伤认定。人事部门的领导对此大为光火，用修改液把黄乐平在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上填写的“行动很不便”、“十分痛苦”、“极为难受”全部涂掉。但最终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还是为黄乐平作出了公正的裁决——伤残6级。又经历了数十次与单位的艰苦谈判，2005年4月，黄乐平得到了12万元的赔偿。他随即离开了那个单位。

在申报工伤与落实工伤保险待遇的过程中，黄乐平翻阅了不少关于工伤实务处理的书籍，却发现几乎所有的资料在涉及工伤处理的全过程时都有欠缺。“像我这样的法律专业人士，要从中寻求全面指导都相当艰难，普通人哪里看得懂？尤其2004年1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实施之后，工伤认定乃至工伤待遇落实的全部流程，都没有介绍。

 “我要写一本既专业又‘傻瓜’的书，让民工都看得懂。他们也许请不起律师，但可以按照这本书的指导去维护自己的权利。”在这种理念下，黄乐平的第一本书《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》面世了。书里涉及单位工伤保险缴费不足问题、平均工资的计算及扣发工资的补发、交通费的报销、医疗费的报销、护理费的计算等多方面的实用问题。

这本书于2004年9月1日出版，一版印了5000册，短短4个月内售罄，大大出乎出版社的预料。2005年推出的第二版印刷了1万册，也很快断货。

 “书出来之后，我接到许多求助电话和信件，光是信件就有400多封。在回信的过程中我考虑，我写信回答一个问题，只有一个人能够看见，也只有一个人获得帮助；如果能够公开的话，就可以被很多人看见，很多人可以从中获得帮助。我能不能办一个网站呢？”

2005年4月，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（www．gongshang120.com）成立了。站长黄乐平确定网站的宗旨是“关注弱势群体维权，感受工伤职工心声”。网站如今已有上万注册会员，有的会员还是地方政府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。随着“工伤120”知名度的提高，找上门来寻求帮助的民工也越来越多，张先法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“当别人带我去见张先法时，他已经不认识妻子了。2005年3月，他打工时不慎掉入地下室，脑部严重受伤，醒来时已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：右半身失去知觉，大小便失禁，无法坐、立和行走。”黄乐平回忆起张先法在郊区租住的平房：不足6平方米，一张上下铺的木板床和一把折叠椅就是全部家当。

黄乐平带着张先法的家属去区劳动部门申报工伤，申请4次才被受理。而工友受到包工头的影响，拒绝作证，无法证明劳动关系。为争取时间，黄乐平只好协助张先法家属申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立案。因为没有和用人单位达成和解，接下去，还有漫长的法律程序要走：申请工伤认定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、劳动能力鉴定、劳动仲裁，一直到民事诉讼。

黄乐平计算过，正常情况下（不含强制执行），在法定时效内走完工伤维权所有程序需要1286天（约3年半），如果用人单位存心设置障碍，这个时间可以长达1932天（5年多）。他所认识的一个人，为了工伤赔偿，从开始到打完官司，花了将近6年时间。河北沧州的一个受害者，申报工伤12年了，还没被认定。“让最弱的群体去接受如此烦琐的程序，这就是工伤认定制度和劳动仲裁制度的尴尬。”黄乐平说。

他举了王华生的例子。王华生两次手术花了3．3万元，每月伙食费160元，补品（鸡蛋、红糖以及低档奶粉）100元，房租200元，医药费300元……而全部收入就是妻子每月挣的五六百元。在遭遇工伤13个月后，王华生拿到了工伤认定书，但这仅是开始。“有时我也犹豫，是否应该劝他们接受较低的赔偿而避免长期的法律程序？”

实际上，很多工伤者迫于经济压力，最后不得不接受低价的“私了”，甚至放弃索赔。黄乐平认为，应该修改工伤认定和劳动仲裁制度，“取消那些给工伤者带来巨大压力的烦琐程序。比如把相关的权力全部交给劳动仲裁委员会，而不当成行政行为处理，这样既可以节约社会成本，也不会影响处理水平。”

在黄乐平的帮助下，王华生重新做了工伤认定，从原来的9级伤残（赔偿不到3万元）改为6级（赔偿约8万元，且用人单位不能随便和伤者解除劳动关系）。之后，双方重新坐下来进行调解。2006年1月，王华生终于拿到了赔偿。“我听了黄律师的话，不看到钱，绝不签协议。”

王华生的难题解决了，黄乐平却觉得越来越累。他像是陷入了一个深潭，无法自拔。

为了给张先法认定工伤，他跑了4趟区劳动局，却因为无法证明劳动关系，空手而回。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查一次；找证人作证3次，最远的一次跑到昌平；为病人康复治疗及伤残鉴定、行为能力鉴定取证，去康复中心三次，朝阳医院两次，方庄医院一次，安定医院一次，北医六院三次。由于张先法家属提供的立案材料不完整，他不得不代替家属一趟趟跑法院，至少不下20次。此外，看望张先法、配合家属与事故负责单位协商、协助媒体采访等至少5趟；专门向张先法的家属了解情况、做家属的工作至少5次；由于案情复杂，找资深律师、法官朋友探讨案情不下5次……

黄乐平说：“到目前为止，我在张先法的个案上至少投入了30个工作日，直接现金投入超过5000元（家属只支付了1000元）。最深刻的感受是：民工维权真难！”

几年来，黄乐平直接回复过的工伤咨询不下2000人次。这牵扯了他很多精力，以至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对他颇有微词。因为这些咨询，黄乐平全是免费的，而律师事务所毕竟还有经营的压力。民工法律意识薄弱，举证能力差，有的家属还埋怨免费为他们代理的黄乐平。这使得他对自己的工作方式产生了怀疑：我70％的精力都花在工伤维权上，却好像帮不了几个人，这种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吗？

 “出1本书，可能比做10个案子对社会更有贡献。”黄乐平说。王华生就是在《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》的指导下，开始了自己的维权行动。眼下，黄乐平已经出版了4本书，还有两本即将出版。下一步，他希望成立一个民间机构，用与政府合作的方式，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，为民工提供帮助。“这做起来很不容易，我已经联系了大半年，进展缓慢。”

在开通了工伤咨询热线电话后，他“希望有更多进入律师核心业务的人参与进来。如果由那些边缘化的人来做边缘化的事，或许会让这事更边缘化”。

黄乐平希望：“最好是那些开着宝马车的人，也能来为民工维权！”